（文/云飞扬）蔡明亮带着《黑眼圈》从威尼斯电影节空手而归的时候，有人就说他一定会在金马奖上找到平衡。可是等到金马奖入围奖项宣布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傻眼了，《黑眼圈》只获得了竞争最佳音效和最佳女配角的资格。没过两天，蔡明亮就宣布，退出金马奖，而且是永久退出。有人就说，蔡明亮是被宠坏了，到金马不得个大奖脸上挂不住，一生气就不干了。但是也有人为他抱不平，说金马奖的本身的评判标准有问题。究竟谁对谁错？让我们来看看两位影评人不同的观点。
大陆影评人看金马奖争议——金马奖早就是怪胎
有人认为，蔡明亮受不得委屈，是因为过去被惯坏了，任何作品都要得到艺术上的承认，而不去关心一般观众的欣赏习惯。就好像这次退出事件，摆明了就是过河拆桥。根据这种说法，蔡明亮不应该撒娇式的表演，而是要接受即成事实。在我看来，既然台湾已经没有华语电影的市场，何必照顾所谓的观众？或许观众就是那些脱离现实的学者和评审，是非都在他们笔下或口中，然而现实却是蔡明亮、杨德昌、林正盛等人所有的电影都依赖欧洲市场。没有市场的支持，再无金马奖的扶持，台湾电影概念已经无法维持。蔡明亮的电影美学，就是走另类路线。评审之一、音乐人小虫指责李康生的话语确实有所不妥：“男主角李康生演植物人太用力、拍摄动态画面比他影片中静的画面要难。”蔡明亮的回应是“我去查过了，说摄影师廖本榕被蔡明亮搞成植物人，这是讽刺我，还是讽刺植物人？请他把话收回来，我没批评过他的歌。”在我看来，放下是一种解脱。台湾电影的颓势难以挽回，而评审团又妄自尊大，还是拍摄自己的电影为好。口水绝代替不了作品，导演还是用电影说话的。
蔡明亮：《黑眼圈》的探索应得到承认
195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的蔡明亮，1977年到台湾就读文化大学影剧系，在大学便开始写舞台剧本，后来为台湾电影新浪潮导演写剧本，并在1992年拍摄导演处女作《青少年哪吒》，与主演李康生一举成名。蔡明亮的成长历程，和王家卫异曲同工，而港台地区两大电影节也同样看待他们，基本上蔡明亮的每部电影都入围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，凭借《爱情万岁》成为世界知名导演。蔡明亮以知识分子自居，关注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也要有自己的声音，或许是沉默的，而力量总是缺失的。《黑眼圈》在蔡明亮心中，是他再一次以知识分子身份发言的机会。李康生饰演的两个角色，或者苟延残喘，躺在床上等死；或者流离失所，一样没有前途。两个人的身体，都在控诉着社会和命运的不公平。在《天边一朵云》之后，蔡明亮已经走出华语电影的老传统很远，他以后的电影，都是华语电影的新可能。《黑眼圈》的试验色彩，于今竟然导致金马奖评委的莫名惊诧，很是遗憾。
金马奖在过去给予蔡明亮以崇高的地位，客观上相互扶持。金马奖是蔡明亮在台湾本地的重要舞台，其电影不卖座是客观的事实，是金马的看重也是维持艺术电影一脉生路。而蔡明亮也成为后新浪潮时期台湾电影的领军人物，尽管其电影剑走偏锋。在蔡明亮的电影中，角色的台词非常之少，而环境也都闭塞、极端和空旷，人物处于一种迷幻状态。身体作为每个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，欲望和寂寞是蔡明亮电影最主要的元素，云作为水的前身，在他的影像中纠缠不清。根据弗洛伊德和萨特的观点，他人是要么是天堂或者地狱，逍遥、堕落或拯救，都在过程中证明最后的诊断。蔡明亮说：“我的每一部电影都与身体有关。身体是什么？身体可以很美丽，也可以很丑陋；可以很高贵，也可以很下贱。身体是有阶级的，是可以被贩卖的。生命很短，身体会衰老，我们不能控制这一过程。身体就像天上的一朵云：天空是永远存在的，而云却是漂泊无根的。云朵在天空中有相遇，有分离，来去很偶然，很不确定。我们习惯于滥用我们的身体，用身体来赚钱，包括拍色情片，我们对身体的使用是混乱的，我们因此而付出了代价。”
身体修辞是蔡明亮最擅长的表现手法，人的细节在于身体的反应。在《黑眼圈》中，植物人成为中间体，剥离外在的所谓理想、正义、道德和意义、价值，蔡明亮有所夸饰，但在其表达的细节却是绝对的真实。从这个层面上说，蔡明亮已然将电影作为一种手段，他的本意不再是讲一个故事和描摹一个状态，而是对于社会的宣言，身体是有其主动性的，漠视其能动注定要付出代价，抒情和议论并不能代表身体思考和行动，因此必须高声喧哗，所谓“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”，蔡明亮的文化自信便是求得一个振聋发聩。在蔡明亮看来，《黑眼圈》的探索应该得到承认，而金马奖的两个提名和评审团事先张扬传出的声音，令他心寒。
金马奖：表面上开放，实际上大搞小圈子策略
在华语三大电影节之中，香港电影金像奖坚守香港本地作品，历来质素最为稳定，各奖项的获得者最为看重。而在深秋时节颁发的金鸡/百花奖和金马奖，则受到普遍质疑，尽管表面看开放度要高于金像奖，但实际上却大搞小圈子策略。每届的评审，既不连贯，也无从有持续的原则，媒体、观众及电影人，往往无所适从。
尤其是金马奖，1990年以来，随着台湾地区电影市场彻底的开放，台湾电影失去活力，即便有电影扶助金制度，其实更助长了电影人的惰性，反而坚决的抛弃本地市场，多数导演要么退出电影圈，要么只能拍摄艺术电影。金马奖在如此态势下，基本上变成了香港电影的第二竞技场。从业界反应、观众反馈、媒体反响来看，金马奖彻底边缘化，但评审们却兀自自欺欺人，拿着每年标准不一的尚方宝剑，在大无畏的挥舞。就像今年评审团主席张昌彦所说“这次评审评选的方向是以电影是否能够感动人心为标准”，而《黑眼圈》的制片人王琮处则称张昌彦曾经是蔡明亮文化大学时期的老师。王琮则说：“这样的老学者，虽然教了30多年的电影，但是和外面的世界早就脱节了。”
金马奖一贯标榜艺术至上，但实际上受到商业和政治的影响非常大，因为成龙(blog)对台湾当局的不满，金马奖今年就全面封杀成龙电影《宝贝计划》。金马奖本身已经不是新闻，只有金马奖选择谁做主持人、谁来走秀，什么人退出，什么大腕炮轰，才是金马奖露脸的机会。本来，电影奖最大的意义，在于对电影人的鼓励，对不同题材电影的肯定。但如今总体上乏善可陈，电影奖成为大事件的借口和由头。毕竟历史悠久，观众会惯性地关心，电影人也会当成每年一度的聚会，仅此而已。
自第32届金马奖迄今十年间，台湾电影除了国际大制作《卧虎藏龙》和昙花一现的《美丽时光》曾获最佳影片外，便再无所斩获。到如今，台湾电影不仅影响渐微，电影工业亦几近陷入瘫痪，影片产量锐减，徘徊在10部左右的制作量，导致在台湾市场的占有比例居然不到1%，几乎就是全球范围内本地电影的最低占有率！在如此萧条状态下，多数评审早已经脱离电影创作，造成结构性的误读电影和电影产业，对于少数创作人也不能产生理解，更何况“理解之同情”。无从把握艺术上的平衡、商业上的运算、技术上的发展，评论上也是左右为难，陷入闭门造车的非常时局——如何不导致蔡明亮等人的强烈反弹，像“过于沉浸个人风格”这种的务虚评语，就好像不准确的空对空导弹一样令人失望。
多年以来，金马奖采取小评审团制制度，共计邀请11~13名来自电影相关专业领域中的电影工作者担任评审，其中来自台湾地区之外的评委多是香港电影人，和金鸡奖的选择程序差不多，但是评委档案库更是广泛。因为每年评委会都需要一个磨合期，其中难免有人因为人情、利益或个人偏好等原因，有失其公正性，正如李安导演半开玩笑的说：“乱，就是金马奖的活力；评审内幕各种离奇的言论，是金马奖最有趣的地方。”似乎最有趣的便是周星驰因为普通话配音，《少林足球》和《功夫》都落选最佳男主角，而去年郭富城的获奖理由却是因为眼中的血丝、周杰伦以没有什么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为由得到评审的肯定，金马奖就是这样滑稽和矛盾的一路走来。到了今年，又说周润发在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》中戏份不足，但吴镇宇在《卧虎》还没有周的分量，却又得到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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